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为此，在长达一年的艰难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曾先后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川西、川陕甘、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等地作为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直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
可以看出，陕北根据地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和保存自己，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设想的结果。
一、首先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创建新的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起初中央红军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但是因为领导层的问题，长征出发前的准备非常仓促，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在红军官兵当中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当时的任务是什么？转移到哪里去？这些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掌权者始终秘而不宣，甚至连师一级干部也不清楚。此外，由于并没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因而携带了许多“坛坛罐罐”。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带着成百上千副担子，根据地工厂的车床、印钞机以及石印机等设备都被拆下装箱，野战医院甚至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部队臃肿、负担沉重，红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主力部队像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处处被动挨打。尽管如此，英勇的红军官兵经过殊死搏斗，还是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4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11月底的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了强大攻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了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准备和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湘桂边界的通道城。
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异常严重，事实上到湘西的路已经被堵死。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湘江，蒋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区域“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健按“南昌行营”的电令，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构筑了四道碉堡线。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何健急忙调集湘军及配属湘军的蒋系“中央军”薛岳所部共15个师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区的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布防，进行堵截。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急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从咸水跟踪追击，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率24师由界首向龙胜进击，桂军15军军长夏威，也率部赶赴龙胜、西延一带。在各路敌军中，唯有奉命在黔东布防的黔军较为薄弱。
根据以上情况，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转移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但是，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曾提到这段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从李德的回忆中，我们大致能了解到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李德的决定行动，红军就要通过敌人的层层碉堡线，钻进敌人事先设好的“口袋”，结果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其中包括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于是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二、黎平会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5日，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正式放弃了北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
三、遵义会议决定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缩编，抛弃了坛坛罐罐，部队轻装前进。本着避强打弱不避战的方针，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重点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总结，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前后，由薛岳率领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国民党“中央军”纵队，还有川、黔、滇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共150多个团，在蒋介石命令下对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形势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经济条件远比黔北好，便于立足;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排外，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不易。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四、扎西会议确定建立云贵川边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此时也预料到了红军可能渡江北上，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很快，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天便作出了《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3省地区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同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江西中央军区，红2、6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此外，根据军委指示，各军团在扎西进行了整编。整编中，军委抽调红军部分干部战士组建了中共云贵川边区特委和云贵川边区游击纵队，开始为根据地建设进行积极准备。
五、从建立黔北新苏区到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扎西会议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了娄山关大捷。娄山关一战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也为实施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苏区，赤化全贵州。
应该说明的是，建立黔北新苏区只是创建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中的一个步骤，或者说是对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的一个细化，而不是调整改变。当时北渡长江暂无希望，只能设法在长江以南的云贵川3省建立根据地徐图发展。敌强我弱，形势变幻莫测，对中央红军来说，根据地从哪儿建起只能视情而定，但无论在哪一省先落脚生根，在战略上都属于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地缘环境上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紧靠云贵川边境，毫无疑问也应属于计划中的云贵川边根据地的范围之内。一些研究者把黔北新苏区作为云贵川边根据地之外的一个新计划，笔者认为是不适当的。
扎西会议后的一个多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取得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
在云贵川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力图创造新苏区的同时，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渡过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南渡乌江后，中央红军佯攻息烽，逼近贵阳，同时摆出东出湖南的态势。然后，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进入云南境内后，渡江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认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到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5月12日，中共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确定下步行动方针，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六、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以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然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会师后的工农红军共有10万多人，下步如何发展需要迅速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和中共中央意见分歧。中共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综合分析日本入侵华北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既便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便于东出晋冀抗日救国。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想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
为统一思想认识，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详细分析了建立苏区和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一是便利作战，红军会合后力量大大增强，根据地也要地区大、好机动。川康地区虽大，但多是深山穷谷，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就像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敌人只要在隘口派驻少量兵力，红军就出不来，这样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迅速高涨的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就起不了任何作用。二是群众条件，要人口多、有利于红军本身发展、能大批扩大红军的地方。川康一带多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只有20万，这是不能成为根据地的。三是经济条件，要为能解决军队供给的比较优裕的地方。川康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衣着之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而得出结论，川康一带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如陷在那里就没有前途，要求红军迅速向前，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七、俄界会议决定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
为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同时作出了集中主力消灭打击胡宗南守军、夺取控制松潘地区的决定。中央军委迅速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对中央决议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这时节外生枝，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为团结张国焘，中共中央于7月中下旬在黑水、芦花连续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经过这一番折腾，红军已丧失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陷入胡宗南和川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不得已，中央军委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行夏洮战役计划，要红军穿越草地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苏区根据地。8月底，中央机关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攻占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打开了前往甘南的通道。张国焘此时却又变了卦，他明确表示反对北上，拒绝横穿草地同党中央会合，率领左路军掉头南下。
表面上，张国焘是因为战略方针的问题与中央有分歧，实质上，他是拥兵自重，妄图凭借手中兵力挟制中央，达到自己独断专行的目的。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发展到最后，就是要另立中央、分裂红军。9月9日，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有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明显意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令，赶忙去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毛泽东在红3军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1、3军立即北上。
9月11日，毛泽东率红3军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境内。次日，中央政治局在当地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个简陋棚屋内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处理办法以及红军下步的行动方针。鉴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只有红1、3军的8000多人随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八、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长征落脚陕北根据地
一、四方面军分兵后，中国革命一时前途黯淡，毛泽东甚至做好了被打散后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心理准备。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被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一边继续争取南下部队，一边率领红军坚持北上。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打赢了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腊子口打开后，红军顺利抵达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红军在这里好好休整了一番。先头部队在当地的邮局中得到不少报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报纸上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在陕北控制着五六个县大小的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25军也有精兵三千，他们已经会合组成了红15军团!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自从长征以来，红军一路走了2.5万里，在精疲力尽的时候突然发现陕北有苏区根据地，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当即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首先要前往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9月27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战略决策。随后，红军日夜兼程，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作战，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吴起镇已经是苏区边境，毛泽东在这里见到了前来联系的红15军团人员。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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