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生：从客家少年到东江纵队领路人，时长共5分28秒)
曾生：从客家少年到东江纵队领路人
2025年7月的广州，蝉鸣裹着热浪掠过珠江。
我坐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突然撞进视线——照片里，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站在白云宾馆楼上，身侧站着一位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两人都望着远方，眼角眉梢浸着笑意。
这是曾生将军留给儿子曾德平最珍贵的一张合影。
作为《我父辈的抗战故事》栏目的记录者，看他摩挲着那张照片，用带着粤语尾音的普通话，慢慢展开一段被岁月磨得发亮的往事。
“我要学孙中山，为黄种人争口气”
1910年，曾生出生在广东惠阳一个客家围屋。
父亲说，他小时候是个“野孩子”，却天生有股子“硬气”——看到洋人欺负中国学生，他会攥紧拳头冲上去；见乞丐被地痞殴打，他能追着跑半条街。“那时候总觉得，咱们黄种人不该被人踩在脚下。”曾德平笑着说，眼里闪着光。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像一把火，点燃了少年的热血。14岁的曾生翻遍图书馆，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抄了一遍又一遍，在作文里写：“中国要强，必先有信仰；信仰之灯，当由青年点燃。”
后来，他考进了中山大学。
“我爸总说，孙中山先生让他明白，一个国家要站起来，得靠无数个‘不愿做奴隶’的人。”曾德平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孙中山画像说道。
“一二·九”运动的火种，烧到了珠江边
1935年深秋，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浪潮涌到广州。时年25岁的曾生正就读于中山大学，他带着同学们在街头贴标语、发传单，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工人们放下工具加入游行，商人们关了店铺敲锣打鼓，连卖报的孩子都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喊哑了嗓子。”曾德平回忆父亲的话，“我爸说，那一天他才懂，中国人的脊梁，是千万个不愿低头的普通人凑起来的。”
那时的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华南地区却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成为日军切断中国抗战生命线的关键目标。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策：“要在广东点燃抗日战火！”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关乎华南存亡，更牵动着全国抗战的全局。
“我是客家人，东江需要我”
“我去！”曾生站了出来。他的理由简单却滚烫：“我是客家人，东江是我的家乡；当年带学生宣传抗日，老乡们给我送过红薯干、塞过草鞋，他们信我。”
没有正规军，没有枪炮，只有两把旧手枪、几百块银元，和一群跟他一样“不要命”的年轻人。“老百姓拿命护着我们，我们就拿命护着他们。”曾德平向记录者这样描述。
最艰难时，海外华侨的信来了。“祖国在流血，我们怎能旁观？”新加坡的教师、马来西亚的商人、泰国的医生，带着药品、电台，甚至武器跨越重洋而来。曾德平记得父亲说过一个细节：“有个华侨青年刚下船，就把怀里的金表塞给战士，说‘换颗子弹打鬼子’。”
就这样，东江纵队从百余人壮大到近万人，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把尖刀”，连日军都惊呼：“这支‘土八路’，比正规军还难打！”
“他的白发里，藏着最浓的家国情怀”
1945年抗战胜利时，曾生不过37岁，两鬓却已斑白。曾德平翻出一张老相册，里面夹着张泛黄的纸条：“今日筹粮缺米，百姓送来半袋红薯，热泪盈眶。”这是父亲当年的工作日记。
后来，曾生当上广州市市长，更忙了。“他回家吃饭像打仗，菜刚端上桌，扒拉两口就抓公文包；唱客家山歌解乏，吼得声震房梁；头发越掉越少，母亲总笑他‘聪明绝顶’。”曾德平模仿着父亲当年的语气，“他说，老百姓的事，等不得。”
“他的信念，是我一辈子的路标”
如今，曾德平80多岁了，手机里存着上百张父亲的老照片。穿学生装演讲的、戴斗笠发动群众的、和华侨握手的……
但最珍贵的，还是那张白云宾馆的合影。“我爸爸说，那是他人生最放松的时刻。你看，他的腰还是挺得笔直。”
采访结束时，曾德平指着窗外说：“你看，珠江还是那么清，珠江两岸的高楼比当年多多了。但爸爸常说，有些东西比高楼更重要——是一个民族记住苦难的勇气，是年轻人愿意为国家扛事的担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听到的故事，热血沸腾，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也曾是会哭会笑的普通人。他们用青春换山河无恙，而今日的我们，亦需在平凡中守护这份“刻进骨血的家国”。
文字 | 陈冰青
摄制 | 陈冰青 李冉 刘家业
包装 | 李冉 陈冰青 莫群 李晓霞 周丽娜
实习生 | 丁陆薇 陈柏言 林依晴 张友坤
联合出品 |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南方杂志社
本文责编丨刘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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